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有人说，“一部二十四史，其实就是一部贪污史，”诚然，官员腐败问题由来已久。治理腐败是历朝历代都在不遗余力解决的问题，尤以明朝“重典治吏”为最。而刚刚过去的2013年，中纪委也晒出了漂亮的反腐成绩单，受到惩处的贪官污吏之多，力度之大，为近几十年所罕见。重典之下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似性，使前者可兹借鉴。
一、重典治吏的内涵：
明太祖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，极力主张“立国之初，当先正纲纪”，用重典惩治“奸顽”。他认为吏治腐败是严重弊病，“此弊不革，欲成善政，终不可得”。因此，“重典治吏”成为朱元璋整顿吏治的狠招。
首先，编《大明律》，重典治国。据史学家考证，明律与唐、宋、元律相比，最重的是刑罚。大明律的刑名除笞、杖、徙、囚、死，还增设了凌迟等极端刑罚。朱元璋规定，凡贪污满60两银子的，要除以“剥皮食草”的酷刑，将贪官污吏的皮剥下来用稻草填满，挂到大堂上供官吏观看，以震慑人心。朱元璋主政期间，处死了大批不法贪官，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，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，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、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。
其次，广开言路，民主监督。为加强反腐力度，朱元璋命令全国的老百姓对官员进行监督。他给全天下下诏书，要求地方官员有表现不好的，老百姓有意见的，允许当地百姓三个人、五个人，几十个人到京来告状，他亲自接待。如果有官员阻挡，以扣押实封论处，即以扣留上报奏章的罪来论处，诛杀其整个家族。让百姓到京告状，借民众之力监戒和惩治贪官，是朱元璋的一个伟大创举。
二、重典治吏的积极性及局限性：
朱元璋“重典治吏”的努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性，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。《明史·循吏传》中记载的明代廉洁官员，仅洪武一朝就有超过三分之一。但是他的手段只是一时扼制了贪赃枉法现象，而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，有着极其浓厚的历史局限性。
朱元璋的“重典治吏”实质上是以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专制独裁为特征，以严刑峻法和滥刑诛戮为内容，以君主个人权力为后盾的权力斗争，一旦身死，不可避免地出现“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”的结果。他在治吏过程中采取一些残酷刑罚手段，法外用刑，把重刑发展为滥杀，是“人治”对“法治”的践踏，不利于社会真正意义的进步与发展。简而言之，朱元璋的反贪即靠“杀”治贪。明初在总结历代监察制度的基础上，建立了庞大的监察机构，甚至开天辟地的建立了民众捉拿贪官污吏制度，但皇权至上的制度缺陷导致监督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，“民捉官”的监督制度也因缺乏可操作性而“夭折”。
三、以史为镜，鉴古思今
（一）坚持“法治”、去除“人治”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由于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，法外用刑，导致其廉政建设无法摆脱随意性。十八大要求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破除“特权”思想，“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。在此，我们还应看到根治腐败，紧紧依靠刑法、党的纪律条例等还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需要《反贪污贿赂法》。反腐败还要靠法制，廉政建设只有走法治道路，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。
（二）标本兼治、惩防并举。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之下，反贪反腐败存在先天不足。朱元璋“我欲除贪赃官吏，却奈何朝杀而暮犯”的千年哀叹留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：预防腐败比反腐败更重要。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就是坚持标本兼治，惩防并举。一方面，要重视治标，坚持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一起打，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，有效遏制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，为治本赢得时间。另一方面，要重视治本，围绕教育、制度、监督等重点，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，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，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，逐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。
（三）权力公开，长效监督。朱元璋的“重典治吏”衍生了监督主体和受体之间的相互保护，导致监督失效。以史为鉴，追寻当前腐败问题的根源，在于决策权、执行权与监督权高度合一。因此，想要从根本上反腐败，就必须从改革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入手。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，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，严格约束一把手权力，让人民监督权力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只有这样才是对“重典治吏”的最好诠释！（来源：睢宁县纪委 张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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